毋庸置疑，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手机是至关重要的。人们常常无法想象出门时没带钱包、钥匙和手机会怎样。很多青少年觉得，没有手机，他们就跟社会生活完全隔绝了。

安全、联系、效率和协作，这些扎扎实实地成为人们想要一部手机的理由。与此同时，也有人认为手机引发焦虑（而不是缓解焦虑），威胁健康，是干扰；违反礼节，浪费金钱。

手机成为生活中我们习以为常的一部分，它仿佛遁形了，你经常忘记了它的存在，但它已经深深影响了你我的生活。

01

没带手机出门……我感觉彻底迷失了

2005年，针对挪威父母的一系列采访中，我们问到一个简单的问题：“你能想象一整天没有手机的生活吗？”许多父母认为可以，而剩下的则没那么确定。

一位母亲说，她会感觉“缺乏保护”。她接着说：“我曾经忘记带手机，就好像忘带钱包的那种感觉……你绝不会这么做。”

另一位父亲说：“你会变得有点慌乱。我非常依赖它。我经常忘记带，然后就很慌乱。”当冲突性的需求出现时，手机帮助我们规划活动并作出修改。

随着手机赋予我们安全感这一观念的出现，另一种观念也应运而生，即手机帮助我们管理日常生活的变动。我们描述它如何帮助我们协调工作，与搭档、孩子和朋友安排活动。总之，它让我们对日常生活有一种控制感。手机已成为同时应对家庭、工作和社交等诸多情形的常用工具。我们似乎已经接受了下述想法：我们需要随时携带手机，没有手机我们可能会遗漏一些事情。

随着我们意识到手机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普及，没有手机就意味着我们无法应对可能同时出现的若干需求。手机变得像钱包或钥匙一样，我们需要将其随身携带。如果忘了带，从某种程度上而言，我们就不再是社会的完全参与者之一。

忘带手机时，我们觉得自己像在黑暗中，或至少是在微光中摸索。诚如反对手机的那些声音，这些正面声音也已被吸收进观念中。这一观念帮助我们理解，为什么手机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持续运行至关重要。而上述理由也和更宏观的主题，如安全、高效协作、对亲朋好友的关心联系起来。

02

有手机的时候，你就无法有自己的空间

手机也给人带来了压力。即便我们不想被打扰，一旦有了手机，其他人还是能打电话给我们。谈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人们总是默默感慨，因为他们已经是手机用户，所以承认这一点是使用手机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副作用。1995年的访谈中，一位女性受访者卡琳说：

从一定程度而言，你从来都是不自由的。如果你有工作，而工作则需要手机。有时我想把手机关掉，但它关系到工作。他（她丈夫）觉得需要开着手机。所以你要么自由，要么就不自由。复活节期间，我们常常一天接25到30个电话。然后你就开始想，我们到底是不是在度假。当然，我们俩都有手机，这也带来一些不好的地方。当然，那是他负责任的方式。但除此之外，我还是对手机抱着积极态度。因为我们父母年纪大了，如果没有手机他们就联系不到我们，我们就不能远行。因此，我觉得好坏之处都有。我们不能没有手机。我们自1982年或1983年就开始使用手机了。我们要么滥用了它，要么就被它毁了，这一点很难说清楚。

卡琳的话强调了手机在使人们保持联系的同时也带来压力。她认为有了手机就很难放松，不容易从工作中脱离出来。同时，她也注意到了拥有手机的好处。

早期的一些手机用户只在想打电话的时候才开机，从而以减少压力。其他人则找到其他方式来限制别人给自己打电话的频率。一位1995年的受访者约阿希姆说：

我不在电话黄页里……我最亲近的人（朋友、家人）知道我有手机。我认识很多人，客户也知道我有手机，因为号码在我的名片上，但是却不在电话黄页里。我坚信，即使有手机也要保持私人生活的自由。

当相当数量的人拥有手机时，约阿希姆试图寻求一种平衡，一边限制过多外人联系，一边让属于内部圈子的那部分人联系得到他。他觉得，一旦电话号码公之于众，其他人可能会强行进入自己的私人领域。这跟大约一个世纪前，与固定电话相伴出现的问题是一样的。

手机的广泛扩散意味着彼此联系的门槛已经大幅度降低了。虽然来电者的身份显示意味着我们可以屏蔽部分不必要的电话，但人们又越来越期望通过手机联系到我们。

对青少年而言，这意味着父母可以打电话提醒事务的安排，这可能会干涉他们的社会交往。一位叫布莱克的少女在美国受访时说：“（有了手机）最糟糕的事情是你不想联系妈妈，但是妈妈总是会联系你。你想要自己的空间，但是当你有手机的时候，你就不可能有自己的空间。”而一位来自美国的少年汤姆在2009年的受访中谈到，手机成为同学纠缠他的一个渠道：“总会有那么一两个人，你对他们说‘请不要给我打电话！请不要给我打电话！’但是他们还是不断（打电话）。”

布莱克和汤姆的访谈彰显了权力关系通过手机得以实践。在布莱克的例子中，手机——至少部分而言——并非一种自我实现的设备，而是成为一种接近听从者的设备。妈妈对她的直接控制比布莱克希望的要多得多。事实上，对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女性而言，手机是一种权力差异强化的设备，是接收其他人命令和请求的方式。虽然我们能够通过手机建立起身份发展，但是手机同时也能强化我们的从属性。

受访者的话并不必然意味着拥有手机一定不好，而是意味着使用手机需要谨慎。总被联系到的压力，以及手机将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关系清晰化的现实让人不舒服。而这些事实都是拒绝或者审慎使用手机的正当理由。

03

比起打电话，更愿意发短信？

作为并不带有强制性的交流形式，短信息让我们得以接触那些无法联系上的人，允许我们更好地掌控交流的进行。对青少年而言，他们处于正在形成的社会关系之中，发短信息让他们在打情骂俏（flirtatious interaction）时“有时间思考”。而其他情况下，短信息帮助他们维持对话的进行，在找不到话题的时候结束交流。

瑞克（2009年被采访的美国青少年）：“有些人不擅长通过手机聊天，就像有些人就只是喜欢安静而不愿意聊天。就像发短信时只说我想说的，而不必滔滔不绝。如果无话可说了，我就不再发短信；或者恰好没话题可聊了，我们就不发短信了。但是打电话时，你就要试着一直（聊）……我是说打电话时，你总是想要让对话能更长久一点——如果你跟某人聊天，而不是打电话问什么事。所以这取决于跟谁聊。”

诚如瑞克的话所示，语音通讯技术比收发短信更难以控制。语音交流需要掌握好停顿，因为交谈时双方需要立刻回应。瑞克显然对语音交流的这一方面感到不舒服。短信息则允许双方在表达过程中有所思考，也给瑞克一种简单的、终止交流的方式。他说道：“如果刚好没话题可聊了，我们就不发短信。”因此，没必要为了终止社会交流而绞尽脑汁找借口、想计策。如果需要参加其他活动，一个谙熟短信息礼仪的人或许会发给对方一个理由。他/她也许会说自己要去上课，吃饭或者参加其他活动，以此作为不再继续短信交流的理由。但按照瑞克所说，甚至这类的简短礼节都可以省略。

我们还可以将短信息用于礼貌地拒绝邀请。这不意味着信息本身并不急迫，而是这样做遭遇被断然拒绝的可能性较低。2009年在美国接受采访的一位青少年艾伊莎（Ayesha）同样表示，短信息有着上述策略性的一面：

我宁愿给我姐姐发短信息而不是打电话，因为我有点不愿意面对她的答复，所以我选择……我也不知道，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问我妈妈，我宁愿给她发短信。当我知道打电话给她，她很可能会说“不”的时候，我就发短信问“所以，我可以这样吗？”这类的短信。而她会回复“当然，都可以”，以便快点放下电话。你看到了吧，我不给妈妈发短信，因为她在工作中，所以不能及时回复我……她忙于其他的事情，回复要很长时间……我问她一些事情，大约两小时后她才回复我“好”。

在上述这一情境中，短信息或被用于避免直面冲突，或被用于避免潜在的尴尬交流。被采访者提到短信息可以避免无聊却必须的对话：

布里（Brie）：“如果对方久未谋面了，而且你不想打电话，那么短信息联系就比较好。你可以只发一条短信，问问境况如何，而这样就不必直接接触。”

奥利维亚（Olivia）：“也节省了时间。”

塔莉娅（Talia, 2003年挪威小组访谈的成年女性）：“是的，避免坐在那儿20分钟，你知道。”

正如这些女士提到的，发短信允许我们更好地把控交流。但这同样可能被视为是不考虑社会责任的一种廉价的方式。

艾玛（Emma）：“通过短信息，你可以很轻松地说‘我正在想你’，但通常它并不代表什么。”

艾娃（Ava）：“但它意味着你曾想到过对方。”

阿比盖尔（Abigai）：“意味着比如说，内心有愧。”

克洛伊（Chloe）：“不过，这与你和对方是哪种类型的关系有关。”

艾娃：“当我本应该打电话但就是不想（打）时，我通常选择发短信。”

上述陈述显示出短信息带有一种模棱两可的特征。显而易见的是，当涉及协调时，人们对短信息的理解便带上一种工具逻辑。然而，当它们被用于其他社交场合时，又让人感觉这其中有一定的问题。

内容节选自《习以为常: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》

以手机为代表的移动媒介已然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它让人们对随时随地的交流习以为常。为什么亲友的手机未能接通时人们会感到不安或愤怒？如何从社会学意义上理解人们对手机的“无法割舍”？这种习以为常对社会个体、家庭和组织生活以及社会结构而言有着怎样的意涵？理查德的这部著作《习以为常：手机传播的社会嵌入》正是对上述问题的回答。

// 作者简介

理查德·塞勒·林（Richard Seyler Ling）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邵氏基金媒介技术讲座教授，国际传播学会会士（ICA Fellow），传播学领域排名第一的《计算机中介传播》期刊主编。研究领域涉及新技术的社会影响，尤其是移动传播领域。在社会学、传播学、信息科学等领域的顶级刊物发表大量论文，出版有著作《新技术、新连接》（New Tech, New Ties，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）等数十部。

// 译者简介

刘君，博士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传播学系副教授，研究兴趣包括政治传播、政治社会学和信息传播技术，获国际传播学会、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等最佳博士论文和最佳论文奖项，译有《媒介融合：网络传播、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》《新媒介：关键概念》《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》，著有《数字时代变迁中的斗争动力》（Shifting Dynamics of Contention in the Digital Age，牛津大学出版社）。

郑奕，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，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、翻译学、修辞学等领域的研究。

本期策划 | 李映潼

图书编辑 | 刘 畅